朱净宇

　　老昆明的街巷名不仅雅美，还励志。无论是“约定俗成”，还是“官定俗成”，这些地名大多寄托了传统的道德观，劝人向善，引人向上，有着积极的意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。

　　老昆明街名如此励志

　　昆明南城外有条南强街，接近原来的南教场，原来叫南教街。旧时这一带是小偷、流氓聚集之地，后来改名南强街，以呼吁居民“自强自立”，振作为人。宝善街南的公安巷旧时旅店较多，社会治安复杂，1936年成巷时，居民们取名“公安”，以求平安无事。近日公园东南有条福生巷，巷内垃圾成堆，肮脏难忍，后来居民改巷名为“福生”，期望改变巷内“脏乱差”的面貌。东寺街有条巷旧时为贫民聚居之地，取名庆福巷，就有居民祈福之意。益兴巷内居民因小商户多，取名“益兴”，以求生意兴隆。昆明城西北有苏家塘，此地原有荷塘，传说清朝光绪年间，苏、刘两家从南京迁到此地，后刘家衰败而苏家发达，名之苏家塘，也有深意。

　　最有意思的是道义街，据说早年这里住的多是挑扁担的工人，昆明人称“闪扁担”。此街东起报国街，西抵兴华街，当地人有“扁担挑英雄，一头挑‘兴华’，一头挑‘报国’”之说。后来一名中医到此开馆，大概求医者也多为“闪扁担”，于是赠联曰：铁肩担道义；辣手著文章。

　　后来此街就定名为“道义”了。

　　“仁义道德”都融入了街名

　　老昆明街巷名称注重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又有一定的教化作用。

　　先说传统的“仁义道德”：“仁”有崇仁街、兴仁街、端仁巷、居仁巷、仁寿巷等；“义”有尚义街、正义街、敦义街、义生巷、义兴巷等；“道”则有道义街；至于“德”，巷名不少，有德昌巷、德馨巷、德兴巷、崇德巷、民德巷、敬德巷、顺德巷、光德巷、大德山巷等。

　　当然，还少不了一条崇善街、一条履善巷，以示“崇敬善良”“身体力行”之意，倡导的也是传统美德。另有缘忠巷和尽忠寺坡，讲的又是一个“忠”字。为提倡父慈、妇节、子孝，还有教子巷、劝学巷、节孝巷、孝子坊巷等。而讲求文化，又有文庙街、文华巷、文星巷、文明街、文林街、文化巷、文定巷、启文街，重视读书则有书林街、劝学巷、教子巷、知化巷、学士巷、先生坡、先知巷、四宝巷、小雅巷、石印巷等，都充满了书卷气。

　　翠湖边的中和巷原来是昆明最长的一条巷，以儒家“致中和”得名，所谓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于是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是也。顺城街又有致和巷——致于中和，圆通街还有条四合巷——四邻祥和，非常完美。

　　以牌坊的名义教化

　　明、清时期昆明城内牌坊很多，成为城里的标志性建筑，后有不少演变为街巷名称。把传统牌坊的“教化”作用也沿用过来了。其中有赞颂地方文明的，如从“金马坊”“碧鸡坊”到金碧路，从“南国文明坊”和文明街，也有旌表节妇的“崇节坊”和“石牌坊巷”，了解一下就行了，如此而已。

　　据清康熙《云南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昆明县志》所载，明末昆明城内外有34座牌坊，多为纪念官宦、举人、进士而立，南城门内最多，计有“黄门清要”坊、“硕彦咸宾”坊、“群英济美”坊、“十献登明”坊、“进士”坊、“尚书”坊、“天官冢宰”坊、“天路腾骧”坊、“五星烜彩”坊等。云津桥两端也不少，有“太傅天卿”坊、“柱国元老”坊、“太保”坊、“丹陛恩光”坊、“御史”坊等。有的在庙里，三圣庙有“太僕”坊、“民部分曹”坊；城隍庙里有“进士”坊，城隍庙街则有“方伯”坊。大东门内又有“谏垣”坊、“解元会魁”坊，大东门外有“光禄少卿”坊、“武进士”坊。位于街市上的有“父子中丞”坊，在馆驿街；有“兄弟联芳”坊，在东寺街；有“兄弟进士”坊，在鱼市栅栏；有“科甲英才”坊，在贡院坡；有“桂籍题名”坊，在大西门外；有“十解元”坊，在鱼课铺；有“御吏”坊，在祠堂坡；有“台宪”坊，在四道坝下；有“昆明毓秀”坊，在屯田街；有“奎璧天开”坊，在前卫十字街；有“司马亚卿”坊，在府学街。孝子、节妇坊仅有一座，就叫“孝子节妇”坊，在北门外。这些牌坊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全部被毁。

　　清中后期尚存的有“碧鸡”坊、“金马”坊、“忠爱”坊，都在南门外，又有“宣威万里”坊，在南教场口；有“南国文明”坊，原为“勋阀双桓”坊，在文庙前；有“怀柔六诏”坊，后改“天开云瑞”坊，在南门内；有“世恩”坊，在北门内；有“滇南首郡”坊，在云南府署前；有“万寿无疆”坊，在五华山，还有“青灵内境”坊，在东寺庙；有“西寺”坊，就在西寺。

　　直到清末民初，昆明城中轴线上还坐落着五座牌坊。南城外有金马坊和碧鸡坊相对而立，民间称为“一牌坊”，往北有忠爱坊，又称“二牌坊”，这三座牌坊呈品字形排列，还被称为“品字三坊”。再往北走，城内有天开云瑞坊，民间称“三牌坊”，又有万寿无疆坊，为“四牌坊”。总称昆明四大牌坊。这四大牌坊都走进了地名。金马、碧鸡坊旧有金马大街，后改名金碧路，沿用至今。忠爱坊一带又有忠爱铺，既是地名又是行政地段之名。三牌坊、四牌坊直接用作地名。四牌坊在五华山下，又称五华坊，再演变为地段名，这一带也叫五华坊了。

　　今长春路西段象眼街口旧时有座长春坊，成为长春路得名的重要依据。光华街东段有南国文明坊，民国初期在此新建街道，就称文明新街，后称文明街。今北门街西段有世恩坊，后来也成为这一带的地名。城东重关（今东站）有迎恩坊，附近也称迎恩铺。

　　此外，昆明还有不少木牌坊和石牌坊，“十有八九都是为旌表节孝而建筑”。这也会影响到地名，如钱局街西侧有石牌坊巷，巷口原有清光绪年间所立崇节坊；同在钱局街西侧的还有一条木牌坊巷，清代巷内有一座木牌坊；正义路中段有孝子坊巷，因旧时巷内有孝子坊得名；东城埂下有节孝巷，“巷内有一坊曰孝子坊，因道光年间大地震而毁，后乃改建‘姜孝子祠’”〔《纪我所知集》（《云南掌故》）〕，所在之巷称崇孝巷，再改今名。

　　这些街名也有讽劝之义

　　老昆明城官府不少，大官住衙门，小吏住衙外，都在街巷名称中留下了痕迹。昆明曾有条四知巷，就在当年云贵总督衙门（今胜利堂）东边，正义路西侧。总督衙门里也有座四知楼，是总督的居所。此之“四知”——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”之谓也，又记为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。典出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：东汉名士杨震官至太守，家中子孙却常吃菜蔬，外出则多步行。有人劝他“开产业”，杨震不肯，说：“给后代留下一个‘清白官吏子孙’的名声，难道不是最厚重的遗产吗？”有一次，杨震路过昌邑。昌邑县令王密受过他的推举，半夜跑来谒见杨震，怀揣十金相送。杨震拒绝接受，王密说：“深更半夜，没有谁知道。”杨震说了句至今仍然流传的话：“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你知，何谓无知？”王密大为惭愧，连忙退下。这就是有名的“杨震辞金懔四知”之典。四知巷在原总督衙门左近，住此或过此的大小官吏不少，以“四知”命名，是一个劝讽，也是一个警示。

　　螺峰山上的螺峰街地处吴三桂王宫的东北角，旧称皇城角，也是个讽刺。沙朗巷距胜利堂（清总督衙门旧址）不远，原称沙府巷，是清代总督衙门一个姓沙的官员的住所。还有个康寿巷，是清代把总衙门官吏住的地方。金碧广场旁有条司马巷，因清道光年间司马李际春在此建宅得名。有意思的是桃源街。清光绪年间，贵州人谢幼侯到昆明做县令，在东门外盘龙江边的桃林中修建宅院，号称“潜圃”。谢幼侯为官清正，因时局混乱，在府前题了一副对联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寻得桃源好避秦”。此地由此得名，先叫桃源口，后称桃源街。

　　今天的庆云街是明清两代按察司（主管司法）衙门所在之地。此街原名登仕街，清代住户多为官员眷属和商人，前者有势，后者有钱，做官都有捷径，“登仕”者，易登仕途也——据说按察司正门两侧各挂一块粉底黑边木牌，一块大书“惩治贪官污吏”，一块大书“处理冤枉军民”，似乎在宣示什么，却被“登仕”二字揭了底，而那一班饱读诗书的科举官员，竟熟视无睹，见惯不惊。直到辛亥重九起义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后，昆明上空连续几天出现彩云，这条登仕街才改名为庆云街，以示庆贺。

　　和庆云街相连的还有一条端仕街，清代这里有个“断事司”（军事法庭）衙门，门前街道就叫断事司街，街上多住官员家眷。清末裁撤断事司，断事司街改称端仕街，既是谐音，更有讽劝司法官员为官端正之意。

　　清代中和巷下段称升官坡，大概是从这里可以上达巡抚衙门、总督衙门等，不少人沿此坡而上，奔走官府，钻营仕途，久而久之，因此得名。后来改称沈官坡，一说是纪念明代流放到此居住的江南首富沈万三，但这个“沈”的另外一个意义是“沉”，从“升”到“沉”，两字正好相对。民国时把升官坡、沈官坡和中和巷统称中和巷，但沈官坡三字却在民间流传至今，发人深省。

　　昆明艺术剧院附近还有个龚家村巷，因巷内多住龚姓人家得名。但为何又称“龚家村巷”？民间传说，清代巷内曾发生凶杀案，府城官吏无能，案子久不能破，担心上司怪罪，官职不保，便心生一计，将案发地龚家巷改名为“龚家村巷”，意为案件发生在城外“村”巷，不在城内，与己无关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上司，推卸责任，保全自己。这个传说的由来和结局都无法考证了，但它表现出老昆明人对官员腐败无能的不满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旧时昆明有童谣唱道：一条深巷分几岔，又栽刺来又栽花。莫看此间走道小，有钱能通藩台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