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净宇

　　昆明因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优势，有“四季如春”之美，更有“天下春城”之誉。盛夏之时，不少地方酷暑难耐，昆明却清凉宜人，成为避暑胜地。昆明春常在、花常开，提起昆明，人们总要说一句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。此话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《寒食》诗，但此中“春城”却与昆明无关——昆明何时被“加冕”为“春城”的？直书昆明为“春城”的第一人是谁？此中出处，很不寻常。

　　“天下之异地，海内惟有此”

　　大自然对昆明的慷慨十分惊人：春天对人类特别适宜，它就让昆明“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”；海拔高于2000米则冷，低于1500米则闷，它就让昆明处于平均海拔1800米、北纬25°的滇池坝子之中；人体最适宜的气温是18℃至24℃，它就让15℃至20℃的平均气温在昆明保持整整7个月，让10℃至22℃的平均气温在昆明保持整整300天，其余日子的平均气温也接近10℃至22℃，为中国年温差最小的城市；它把昆明安排得既无夏，亦无冬，无霜期达230天；它还特意把昆明安排为湿润地区，年均降雨量达1007毫米，年平均湿度74%，为人类量身打造了这座“春城”，天作地合，海内唯一，世所罕见。用晋人郭义恭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天下之异地，海内惟有此”（西晋《广志》）——以“天厚昆明”为赞，实不为过。

　　昆明之“春”确实来自这方土地的得天独厚。横断山脉、乌蒙山脉突兀隆起，隔断了北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冰风，海拔1800米的滇池坝子迎来绕过青藏高原赶到的西方干暖气流，寒意姗姗而至，它立即给你一个热烘烘的太阳，于是在北国千里冰封之时，这里正碧空如洗、阳光暖人。夏天，南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赶来做客，暑热刚刚降临，它马上给你一阵凉阴阴的清雨，于是南国如坐蒸笼之时，这里却天高云淡、清风宜人。更不用说，五百里滇池静静地躺在昆明城边，默默地调节着昆明的气温和湿度——白天，滇池湖面比昆明城凉，风从滇池吹来，带来凉爽和湿润；晚上，滇池湖面比昆明城暖，风又从昆明城吹去，送走燥热和尘埃——于是昆明就不能不成为北纬25°线上的地理奇迹，人类的宜居之地。

　　历代中国史地典籍，无不对昆明的“四季如春”推崇备至。早在西晋之时，郭义恭的《广志》就记载，建宁郡（今昆明一带）“冬不极寒，夏不极暑，盛夏如五月，盛冬如九月”。宋代《太平御览》称昆明“土气和适，盛夏之月，热不蒸，猛冬时，寒不惨栗”。元代中庆路儒学提举孙大亨在《大德桥记》中写到，中庆城（今昆明城）“山川明秀，民物阜昌，冬不祁塞，夏不剧暑，奇花异卉，四序不歇”。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国祯在《涌幢小品》中称“滇中风气，夏不甚热，冬不甚寒，日则单夹，夜则枲絮，四时一也”，又“镇日咸西南风，地多海子，似天造地设，以润极高之地”。明万历年间云南布政使参议冯时可更直言昆明“四季如春”（《滇行纪略》）。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《肇域志·云南府》中说，昆明“风光、日色、寒暑又与内地殊差，夏不盛热，冬不祁寒，夏日不甚长，冬日不甚短”，“四时有花，俱是春秋景象”。清康熙年间的《云南府志》称昆明“地濒大川，平原广衍，冬不祁寒，夏无溽暑，四时之气，和平如一”。雍正年间的《云南通志》则说这里“地势开阔，四时协序，气候尤和”。嘉庆年间的《滇系》说昆明“省会之区，地势开阳，四时协序，气候尤和”“无祁寒溽暑”。道光年间的《昆明县志》也说昆明“岗峦环绕，川泽淳法，沟渎气流，原田广衍，夏无溽暑，冬不祁寒，四时之气，和平如一”。民国《昆明市志》记载得更具体：“本市气候温和，无大寒大热。温度最高为摄氏28.5度，最低为3.5度。” 清末民初作家陈栩园在给友人的信中说“昆明天气真好，不寒不暖”“人谓四时皆春，我则谓小春天气，非二三月之困人天也”。

　　除了说昆明“四季如春”，也有说昆明“四季如秋”的。清乾隆、嘉庆年间，湖北人檀萃在云南做官多年，写了一本《滇海虞衡志》，书中称：“滇南气候，四时皆似秋爽，最宜读书。一雨寒生，即欲挟纩（棉衣）。古人称，广东四时皆是夏，一雨便成秋；滇南四时皆是秋，一雨便成冬。”

　　明代理学者冯时可既称昆明“四季如春”，又说昆明“日灸如初夏，稍阴如早秋，一雨遂如深秋”，而“夜卧必拥绵”（《滇行纪略》），又似冬日，则昆明一天而有四季。近代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更说昆明等地“一朝有四时”“一日有四季”。一般来说，“气候温和，四季如春”，但“日炎如初夏，天阴如早秋”，民间有“六月无三伏，一朝有四时”的歌谣。又因为昆明“昼夜温差大”，可达十六七摄氏度，于是又有“上午如春、午后似夏、晚间如秋、深夜如冬”的说法，叫作“一日四季”。

　　昆明何时称“春城”

　　昆明人津津乐道的一首“春城”诗出自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，是被充军到云南的四川状元杨慎所写《滇海曲十二首》之一：

　　苹香波暖泛云津，渔枻樵歌曲水滨。

　　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。

　　诗写得不错，很有“四季如春”的味道，所记肯定是昆明，但却没有把“春城”二字放到台面上来，有点儿遗憾。

　　杨慎描写昆明，还有《渔家傲·滇南月节》：正月“滇南春色早”，有一个“春”字；二月“滇南春嬿婉”，又“美人来去春江暖”，还有“春日短，温柔乡里归来晚”，计有三个“春”字；四月“滇南春迤逦”，也有个“春”字；五月“清凉国里无烦热”，六月“水云乡里无烦暑”，也藏了个“春”字；七月“滇南秋已透”，八月“滇南秋可爱”而“春莫赛”，比春天还春天；九月“西山爽气当窗牖”，十月“滇南栖暖屋”，十一月“滇南云幕野”，十二月“屠苏已识春风面”，仍是一个“春”字了得，但差一个“城”字。

　　记述昆明“四季如春”的诗文，早在唐代之前就有了。唐代南诏王寻阁劝到鄯阐城（今昆明）“避风”赋诗，写下一首《星回节》，清平官赵叔达奉和，留下了“河阔冰难合，地暖梅花开”之句，就有点儿“如春”的味道了。前面提到的元代孙大亨的《大德桥记》称中庆城（今昆明城）“冬不祁塞，夏不剧暑，奇花异卉，四序不歇”——与杨慎“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且早了两百多年，但仍然缺了关键的“春”字。

　　明人冯时可在《滇行纪略》中称云南“最为善地”，“六月即如深秋，不用挟扇衣葛”“严冬虽雪，而寒不侵肤，不用围炉”“地气高爽，无霉湿”；云南府城（今昆明城）更“四季如春，日灸如夏，稍阴如秋，一雨成冬”——今称昆明“四季如春”，当出于此，但差一个“城”字便是“春城”了。

　　这些诗文都记载了滇中昆明“四季如春”的特点，但就欠“临门一脚”，没有直接用“春城”二字称呼昆明。

　　笔者查了一下，杨慎诗词中“春城”二字用了好几处。如《早发解州》中有“冰霜残腊路，花柳上春城”之句，说的是山西解州；《送雷时若还蜀兼寄刘参之》：“明年早遂联镳约，要及春城桃李期”，说的是蜀中；《玉台体》中有“归骑春城晚，风吹满路花”，《元宵雪》中有“娥月隐春城，仙云飘六霙”，所指不可考。这些“春城”的意思是“春天的城”，和“四季如春的城”不一样。

　　谁是直书“春城”昆明第一人？

　　有人提到清代诗人王思训的《野园歌》，描写的是吴三桂宠妾陈圆圆遗留在昆明的宫苑旧址，诗中有这样几句：

　　浮云渺忽春城隅，乐游谁拟姑苏台？

　　夷光未去起麋鹿，红墙绿树鸟栖哀。

　　此之“春城”，当指昆明无疑。

　　不过，又有人搬出杨状元的《春望三绝》之一，开篇就是：

　　春城风物近元宵，柳亚帘栊花覆桥。

　　欲把归期卜神语，紫姑灯火正萧条。

　　有人认为这个“春城”不一定指昆明，但《杨慎诗选》注家认定本诗“春城”就是昆明。因为《春望三绝》中的“首绝”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唱到梁州乡思多”——“因闻《梁州》曲而思梁州故土，知为滇中所作”。而后句中又有卜算“归期”之说，记的也是远在云南，望乡之情。当然，还有一条理由，在百花凋零的元宵节前而能“花覆桥”之地，非“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”的昆明莫属。

　　杨慎还有一首《席上漫兴重赠罗果齐》，其中有“君侯载酒过春城”之句，也提到了“春城”：

　　君侯载酒过春城，画戟清香绛烛明。

　　珍重青云新意象，流连白雪旧歌声。

　　坐如泥塑还和气，醉若山颓未尽情。

　　知己相逢难遽别，席间漫兴又诗成。

　　杨慎晚年寓居滇池西岸的高峣，时任嵩明太守的罗果齐前来拜访，从云南府城（今昆明城）以东八九十里的嵩明先到府城，然后再乘船横渡滇池，到高峣登岸，因此有“君侯载酒过春城”之说——此中“春城”，正指昆明。

　　唯此二诗写作年代未知，难称最早称昆明为“春城”之作。

　　再查，杨慎的《晋宁观社将归留别诸君子》诗中也有“春城”二字：

　　东台北道苦相留，花月春城夜色悠。

　　锦伞夫人双毂转，金轮太子四门游。

　　九枝灯下开华宴，百戏棚中夺彩筹。

　　南北相过殊不远，绿波红屿更轻舟。

　　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应朋友邀请，到滇池东南岸的晋宁（今天的晋城）观看春社游行，傍晚惜别北归的情景。诗人指着滇池北岸花月之下、夜色之中的春城对“苦相留”的友人说，两地相距不远，更有轻舟往来，随时可以相见。按《升庵年谱》（杨慎号升庵），此诗当写于明嘉靖二十七年，即1548年——由此看来，昆明正式戴上“春城”桂冠，至少已经有470多年了。

　　杨慎还写有一首《春夕闻雨起坐至晓寄熊南沙》：

　　半夜风声似水声，五更春雨遍春城。

　　被提芳草茸茸暗，镜睹夭花灼灼明。

　　墙过村醪仍冻蚁，窗临海树已喧莺。

　　天涯节物催华发，同是怀乡去国情。

　　诗中有高峣乡居景物，所称“春城”，就是昆明。据说此诗作于嘉靖二十五年，即1546年。果真如此，较之前诗，杨慎始称昆明为“春城”的时间，还得提前两年。

　　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可以确认，历史上是杨慎首先用“春城”直称昆明，成为直书昆明为“春城”的第一人。